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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飞谈emba教育

近日,“中国emba五周年系列访谈”活动走进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助理、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徐飞教授,接受了新浪五洲在线的专访,以下为他和曹章武先生的对话录。

曹章武: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正好是国务院学位办正式批准中国emba项目开办的第五年,我们为此做了emba发展五周年的系列访谈。这五年中国的emba项目,无论从教学的经验,从师资的建设、培养,到培养了差不多几万个企业的高层,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一方面给中国的企业家补了一堂很生动、全面的系统管理课程,另外确实从提高中国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包括企业家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徐院长,从商学院管理者的角度,您怎么看待中国商学院过去五年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一些不足?

徐飞:五年前,国务院学位办推出emba这个项目是必要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做那样的决断,我觉得非常重要,也十分及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历史性意义,将会彰显得更加突出。

对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现在社会上有种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快过热,泡沫严重。作为一个经济判断,这种说法是否成立,还有待观察和求证。但从管理的视角看,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仍然处在相对稚嫩的阶段,中国企业的“质地”,还亟待大幅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企业家和高管人员,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被推向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他们的管理知识几近空白,更不要说接受工商管理方面的系统训练。当时推出emba项目,既是应运而生,更有“补课”的性质。国外的董事阶层和经理阶层,他们不但接受了近一两百年市场经济的洗礼,而且大多拥有mba或emba学位。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语境下,中国企业家要和他们同台竞技,其差距和劣势,是显而易见的。

五年的emba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说,通过战略管理、财务分析、人力资源、供应链等方面知识的学习,emba学员的视野、做事情的套路,包括他们的“语言”能力,都有了显著提升。我这里所说的语言,是指他们和投资银行、债权银行,和国内外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合作伙伴,和媒体与行业中介,以及和价值链上各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语言。实践和事实表明,针对特定阶层和人群的emba项目是成功的。社会上的评价比较正面,学员自己对这个项目的认同度也很高。国务院学位办经过专项评估后,亦充分肯定这个项目。

至于emba项目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发展中的问题,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又必须正视,不可掉以轻心。比如,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流程和管理范式的同时,如何更加自觉地关注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又如,如何建立严格、持续的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着力解决。

曹章武:现在国内商学院虽然说只有20多年的历史,emba项目虽然也只有5年的历史,但是大家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期望做成亚洲,乃至于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您觉得要做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中国的商学院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努力?

徐飞:现在“一流”说得太多,有点泛化、异化,甚至有些庸俗化。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词时非常慎重。冲击世界一流,这是中国商学院共同的梦,尤其对几家走得相对较快的商学院来讲,更是如此。中国的gdp已经排在全球第四,今年极可能再提升一个位次。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重塑了世界的政治版图,也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格局。历史的经验表明,先进的管理思想、重要的商业范式,常伴随着新经济体的崛起而涌现。中国商学院赶上了好时代,理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使命使然。

要成为一流的商学院,有几个重要的“一流”:一是一流的理念,二是一流的师资,三是一流的学生,四是一流的课程(包括案例),五是一流的管理。有了这五个“一流”,我觉得就称得上是一流商学院了。创建一流,无机可投,无巧可取,必须从长计议,踏踏实实,苦练内功。但在实现“一流”的途径上,确有一些手段和方式值得借鉴。参与国际评估和认证,就是一种重要的手段。

目前,有许多国外精英商学院的认证。像美国的aacsb,欧洲的equis,英国的amba等。这些认证是非常好的参照系,告诉我们一流商学院起码应该怎样。从战略、师资、学生、课程、科研、项目、国际化、企业关系、资源、硬件等方方面面,予以指引;对学院的发展状态、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和发展潜力,进行综合评估,强调使命导向,战略驱动。

现在,交大安泰正在积极参与国际认证工作。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年1月份,我们有望通过amba认证;明年3月份,将通过equis认证。我们准备再花2到3年的时间,通过aacsb认证。认证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对标”的过程,知道自己哪些方面尚有较大的差距,从而明确努力的方向。通过扎实有效地推进认证工作,实现从“商学院的国际化”到“国际化的商学院”的转变。

曹章武:我们在之前采访北大光华厉以宁教授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中国商学院跟欧美一流商学院还存在三个最大的差距”,一是师资团队,二是案例,三是办学理念。您如何看待这几个问题?

徐飞:刚才我谈到五个“一流”时,实际上已隐含了厉先生所说的三个差距。我以为,现在中国的商学院和欧美商学院的最大差距,不是理念,我们不乏一流的理念;也不是案例,这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更不是硬件,我们一些好的商学院的硬件条件,已经不比国外的差。真正的差距,还是在师资。这是所有问题里最突出、最尖锐、最亟待解决、又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再难也必须面对。具体的举措,不外乎培养和引进两种。这些年来,交大安泰一方面加大从海外引进人才的力度;另一方面,通过“海天计划”和“青年教师特训营计划”等,把一些有潜质的优秀中青年教师,通过访问学者、短期交流、博士后、联合案例开发等多种途径,送往哈佛、mit、沃顿、斯坦福、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等一流大学商学院,师从一流的教授,体验一流的课程。同时,学院加大“请进来”的力度,已邀请多位海外著名学者来院讲学,和我们本院教授做联合研究,通过这些努力,师资水平得以明显提升。

曹章武:安泰经管学院从去年开始就正式成立两个小的学院,一个是经济学院,一个是管理学院,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把它分成两个学院?这一年以来,它是否按照当初的设想去运行?

徐飞:这个问题近期常被媒体和同行问及。去年,交大率先进行体制创新,在原安泰管理学院的基础上,宣布成立新的“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新学院的英文翻译我们用college,下面的两个小学院(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叫school。这种“院中院”的构架,颇具惊世骇俗的意味,着实让同行们感到震动。当时做此事的一个动因,源于对经济和管理关系的认知。我们的认识是,经济和管理的关系,如同理科和工科的关系。没有一流的理科,不可能有一流的工科;同样,没有一流的经济学科,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管理学科。成立院中院的目的,是想前期由管理来滋养、支撑经济;一旦经济发展起来,又反过来反哺管理,为管理提供厚重的底蕴和学养,尤其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对管理的指引。

历史上,交大的管理非常强,是学校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在全国也有重要地位,但经济就相对弱得多。多年来,管理与经济一直是一长一短、跛脚而行。当管理发展的诉求愈来愈高时,经济的短板效应就愈发显著,乃至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反复的论证和研判,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现在看来,由于认识明确,思路清晰,学校决策果断,我们做法坚定,预期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一年多的磨合实践亦表明,按新体制运行的“院中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曹章武:中国商学院有很多都积极参与欧美非常棒的学术排名,或者说商学院的整体综合排名。您觉得这样的排名对于中国商学院的发展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徐飞:这个问题很敏感。现在社会上对排名有很多议论,或正面、或负面,其实都很正常。我们要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是否参加排名,不能一概而论,排名是一柄双刃剑。当排名靠前时,对学校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是有帮助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个人对商学院参与排名,持鼓励支持的态度。我国的商学院,要自觉把自己放在国际化的参照系中进行审视,敢于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敢于和强者过招,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

需强调指出的是,对于那些已经决定参加排名的商学院,既要重视排名,努力争取好的名次,但又不能完全受排名的左右,被排名牵着鼻子走。特别是当排名靠后时,要尽量做到心平气顺,泰然处之。任何一个排行榜,不管是权威媒体的,还是民间机构的;不管声称有多么公正,总归有偏好,评价指标体系绝非无可挑剔,有些指标也未必适合我们。举例来说,关于生源国际化的指标,我国商学院的得分就会很低。我们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本土学生,留学生中,大部分是东南亚和非洲的,欧洲、北美的少之又少。又比如,教师的博士学位比例,国外的商学院大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100%。我们呢?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学位制度。现在商学院虽然做了很大努力,博士学位的比例已由当初的10%左右,上升为现在的40%、50%,像我们已经到了70%。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好和国外比。所以,要有平常心,明白哪些指标应该看重,应该达标。对那些由于发展阶段的原因,一时未能做到但却应该做到的指标,必须花大力气推动,以期逐步提升。而对于那些由于国情原因,现在还做不到、今后也没有必要做到的指标,则应持超然的心态。

曹章武:您刚才讲商学院,特别是中国的商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可能教授团队是一个硬伤。那么在您的印象当中,或者您的理想当中,符合或者是适合商学院emba教学平台的教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交大有这么多的教授,是否都符合您的标准和要求?

徐飞:交大固然有许多非常棒的教授,但要大部分都符合理想的要求,还需假以时日。面对一群努力、实力、资历、阅历甚至“势力”皆具的emba学员,要站住这个讲台,没有足够的功力,是难以想象的。简单地说,合格的emba教授,应该具有“顶天”和“立地”的能力。所谓“顶天”,是指教授的知识结构合理,学术功底扎实深厚,对学术前沿有清晰的判断,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有深刻的洞见。所谓“立地”,就是要解决问题,尤其要解决中国当下经济管理中的现实难题,不管是宏观层面、中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解决之道不能夸夸其谈,必须可操作、可执行、有实效。要把“中看”、“中听”和“中用”相结合,把“形而上”的理念和“形而下”的实践相结合,把“学以致知”和“学以致用”相结合。

现在,“顶天”和“立地”两方面都存在问题。首先,“顶天”不够。如果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来评价,我们的教授在具有国际眼光和国际水准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中国教授,毕竟不多。即便已经在sci或ssci上刊发的论文,其影响因子也不大。目前,大多数国内商学院的教授,尚不能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这里扯开一点讲。我以为,今天中国商学院的国际化,即将进入3.0时代。大体而言,从改革开放伊始,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中期,是商学院国际化的1.0时代,我称之为s时代。那时的国际化,是从学院层面(schooltoschool)展开的;从九十年代中期到2010年,是国际化的2.0时代(称之为p时代)。其特征是,国际化主要通过学位项目、交换交流等项目(programtoprogram)来推动;而即将进入的3.0时代(谓之f时代),应当在教授层面(facultytofaculty)开展。只有当我们的教授能在个体层次上,自觉、平等、深入地和海外同行进行交流切磋,由一种外在推动变成内在诉求时,国际化才真正扎下了根。

话收回来,接着谈“立地”方面的不足。国外商学院的很多教授,他们肯下大功夫去深入研究产业、行业和企业的现实问题,具体方式包括访谈、问卷、调研、案例开发、联合研发、咨询等多种形式。在企业担任独董或顾问的不在少数。相比之下,近些年来,我们的教授在承担纵向课题的同时,虽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一些横向课题,但由于传统意识和现行的考核体系,重“形上”轻“形下”,重“纵向”轻“横向”,重“学理”轻“操作”的情况,依然相当普遍。

曹章武:我们知道交大跟国外一些一流商学院的合作项目是最多的。这么多年合作下来,您觉得通过这些合作项目,交大学到了什么?

徐飞:可以说,交大管理学院是国内最早开始国际化探索的商学院,也是到目前为止,跟国外一流商学院的合作项目是最多的商学院。早在80年代初,我们就和加拿大ubc合作举办培训课程,当时我们派往ubc大学进修访问的人员,就达80人次之多。80年代末,我们分别与香港中文大学、宾大沃顿商学院合作举办高级管理课程;同期,还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合作,为上海市经委培养经济管理干部人才。这期间,学院先后向康乃尔大学、宾大沃顿商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usc马歇尔商学院等20多所大学,派出了100多人次的访问和进修人员。从93年起,我们在新加坡举办mba项目,成为国内第一所在海外办学的高等学校。

进入新千年以来,安泰经管学院全面提升了国际合作的层面,与多所海外著名大学开展了更具实质性的合作,先后和加拿大ubc合作imba项目,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作emba项目,和美国usc马歇尔商学院合作gemba项目,和法国马赛合作金融mba项目,以及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技术mba项目。特别是去年,我们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作“中国制造业领袖”(clfm)双学位项目。

通过这些合作项目,我们收益丰硕。首先,搭建了国际交流平台,使我们和海外商学院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其次,通过合作一方面增长了我们自己的才干,同时,也在合作的过程中推介了自己,扩大了影响,提升了国外同行对我们的知晓度。第三,我们把合作过程视作全方位的“对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更真切地知道一流商学院怎么打理团队,怎么精心组织教学过程,怎么做好诸如校友、捐赠等工作。最后,但却是最重要一点,就是通过合作看到了差距,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冲击一流商学院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曹章武:过去五年,交大的emba项目,可以说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础,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未来的五年,您有什么样更好的学院的发展战略?

徐飞:五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规范保质量,以质量创品牌,以品牌求发展”的方针。从规范开始,到质量,再到品牌,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牢固树立质量意识,不断告诫自己,质量就是生存力,质量就是生命力,质量就是影响力,质量就是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注重细节,追求卓越,精心呵护来之不易的口碑。让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去年,交大安泰emba项目被一些重要媒体誉为“人气最旺”项目和“财富增量最高”项目。今年,我们又被评为“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emba品牌”第一名。

但是,我们丝毫没有理由陶醉在过去的成绩中,倒是应该利用项目五周年巡礼的契机,自我加压,总结过去,谋划未来。关于今后的发展战略,一是要狠抓课程建设。近来,我们对质量的认识又有了深化。质量不仅是控制出来的,更是设计出来的,这和我在其它场合常讲的一句话“布局决定结局,定位决定地位”一脉相承。质量必须从源头抓起,对项目而言,课程就是质量的源头。在内部,我们将组织包括境外教授在内的科研团队,对现有课程进行充分论证;在外部,我们要加强调研,通过在读学员、毕业校友、用人单位等多种途径,多方面、多渠道地听取意见。同时,更加深入地研讨国际同类项目的课程设置,汲取先进课程的精要,使课程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并确保今后每年emba课程5-10%以上的调整更新率。

二是更加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的道路。国际化既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的手段。交大安泰emba项目的使命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商界领袖。既然培养的对象如此,培养的主体和方式,就更应如此。今后,我们不仅要继续做好教学理念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管理方式的国际化、课程案例的国际化,更要在当前比较薄弱的几个环节,如学生生源的国际化、案例开发的国际化、学员学习经历的国际化、教学成果传播的国际化等方面,加大国际化的力度。此外,若作更长远的思考,未来国际化的方向,将是“以我为主”的国际化。要从现在较多的“听欧美发言”,走向我们“向世界发言”的高级阶段。

曹章武:我们在前面的访谈当中,有一些人对未来emba这个项目的发展,持怀疑态度,有些人觉得未来的市场空间很大,您是怎么看的?

徐飞:这个问题应该分成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一般意义而言,任何产品、任何项目,恰如任何有机体一样,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或长或短。某个项目既然可以应运而生、顺势而为,当然也会盛极而衰、势终而退。若项目业已完成承载的使命,被新项目或新形态取而代之,我们应该鼓与呼,而不应该抱残守缺,黯然伤神。

另一方面,具体到emba这个项目,我是乐观派。乐观的理由,一是全国办emba的学校,大家主观上都非常用心,都愿意把好事做好,不愿也不会做“一粒老鼠屎坏一锅饭”的蠢事;二是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对经营管理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缺口巨大,这是客观面、基本面。在可预见的将来,emba项目的生命力勿容质疑。我甚至觉得,目前它还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尚未充分展开,远未成熟,更谈不上衰败,其前景光明。

曹章武:再次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徐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