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间资本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市民社会开始建立，自由主义经济盛行，以此为基础，中国民间资本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最好的时代结束了。国难当头，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损害与牺牲。
时至今日，我们仍感慨60年前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们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爱国行为与经商之道。他们不仅在逆境中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也留下了实业救国的精神。
荣家：世道变，商道不变
抗战开始，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不外逃、不内迁，静观其变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袭上海。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组织下，在沪的150余家兵工厂、机械制造厂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企业内迁至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汉。而更多的轻工企业则在观望等待着，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颇有影响的荣家。
荣家是指以荣宗敬、荣德生俩兄弟的资本为中心的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系统。它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初创于1896年。至1931年，荣家企业已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创办面粉工厂和棉纺织工厂21个，即茂新一至四厂、福新一至八厂和申新一至九厂。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这一数字约占当时除东北地区之外的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生产能力的1／3；同时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及之后上海、无锡的相继陷落，使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据申新总公司于1938年10月委托斯班脱（graham spainter, ltd.）所做的恢复旧观调查报告显示：在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中，仅申一、八两厂损失的固定资产就高达383万元法币、1009英镑及1961美元，间接物资损失134万元法币，两者合计超过了500万元。
尽管如此，经再三筹思之后，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还是决定分别坐镇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战争中的发展
在战争中，损失是可视的，而机遇却是无形的。“对荣氏兄弟来说，选择留驻上海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借战争赚取企业利润的考虑。”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家族企业的潘必胜博士对记者说。而事实也是如此，“战争”在此前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一直都是荣家企业集团发展大事记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词语。
据《荣氏家族》记载：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的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1904年2月，日俄战争打响，这使得“茂新”积压烟台的21万包面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一空，“茂新”面粉在北方的销路由此打开。
1914年秋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
即使在抗战中，早期蒙受了巨大损失的荣家企业也在短暂的“孤岛繁荣”，化不利为有利，为荣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持，这不能不说荣家具备着敏锐的商业眼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教授向《商务周刊》介绍，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因此，当时留在租界内的荣家企业赚了不少钱。
据本刊查找到的申新九厂会计部门职工龚储英1959年1月的访问记录显示：1938—1940年，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需要纱布“极为殷切”，所以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那段时间是上海纱厂界高速发展期。
主营面粉业的荣家“福新”系同样在“孤岛”时期迎来短暂的高速发展期。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编著的《荣家企业史料》记载：以福新二、七厂为例，两厂在1937年共亏损了32万元法币，1938年时已成功扭亏为盈；一年后盈利额已高达210万元法币(当时1元法币约合0.29美元)。
此外，《荣家企业史料》还显示，荣家用赚来的钱先后开办了广新银公司、大新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申二、九两厂利用银行贷款，大量购囤外国产棉花。1942年5月，荣家在汪伪政府币制改革之际，以仅相当于7936两黄金的款额，还清了荣家企业所欠在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
日军占领，企业经营依旧
在战争中生存仅有商人的精明是不够的，荣氏兄弟很明白这一点。1920年 “申新”三厂的筹建工作遇到困难时，荣德生就曾感慨：“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我只想老老实实办实业，可是不靠官场、不依赖乡绅就一事无成。”
在租界内，荣家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申新二厂与美国企业订立租赁及经营合同，申新九厂改用外商名义，而申新三厂和茂新股东在上海创设的丰台公司则是向美国注册。
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二、九厂“归为国营”，企图侵吞这两家在“孤岛繁荣”中利润丰厚的荣家企业。据《荣氏家庭》描述，正是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抗日战争初期，荣家也曾考虑以1937年底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作为维护其大规模企业所依靠的组织。上海市民协会类似日军成立的“大道政府”（即伪上海市政府），带有“维持会”的性质。参加这样一个组织，作为上海申新纺织公司及福新面粉公司总经理的荣宗敬考虑的是：“上海目下事实上已无政府，在此种情况下，人民当果敢大胆，作减少痛苦之举。”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荣宗敬还曾向《大陆报》记者指出，上海市民协会与“大道政府”毫无关系，并无政治性质。他希望在这个新组织成立后，荣家“及其余在华界拥有工厂之实业家得重理旧业”。
然而上海舆论并不这样看。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1938年元旦，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刊登消息：各界爱国人士集会声讨“上海市民协会”，认为“上海市民协会”是非法的，是汉奸走狗的假名活动组织。几天后，作为上海市民协会主席团委员的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家中的天井“被人投入了一颗手榴弹”……
1938年1月4日，荣宗敬与长子溥仁离开上海，从水路启程赴港。月余后的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终年65岁。
2月17日，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此次日军侵入淞沪，复能不受威胁，避地远引，志节凛然，尤堪嘉尚。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激励。”
荣宗敬去世后，经过荣德生几个月的过渡，申新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最终由荣溥仁继承。
尽管在1938—1941年的“孤岛”时期，在租界的荣家企业盈利颇丰，但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美英均已敌对的日本侵略军终于无所顾忌地进入上海租界，开始大肆掠夺。
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在日军掠夺之下，在上海的企业除去“申二”、“申九”两厂虎口余生外，其他各厂“基本上都不在荣氏的名下”，“申五”、“申七”和“申三”被日军委托的日商强行经营，“申六”被强占。日本军方还将“福三”、“福六”、“福一”交给了日商三兴面粉公司经营，并将厂名分别改为“三兴”一、二厂和四厂。在无锡的“茂二”则由日商华友制粉公司据为己有，并改名为华友大新面粉厂；“茂新”一、三厂在激战中被毁……
八年抗战，留驻在沿海省份的荣家企业绝大多数都没能逃脱被摧毁或被掠走的命运。“但荣家企业对于抗战胜利的贡献并不在于赚取了多少利润或是保留多少企业资产在名下，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中国社科院研究近代工商业的一位研究员评价道，“那么一个大型民族企业集团决定留驻大陆，这种鼓舞不是能用利润和资产来衡量的。”
政府入川，汉口企业拆迁
抗战期间，还有一小部分的荣家企业迁往了内地。这就是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掌管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据1939年8月20日“申四”、“福五”重庆厂向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报告：1938年8月，“申四”、“福五”厂开始由汉迁运。翌年1月20日和5月1日，“申四”、“福五”重庆厂先后建成开工。
其实，对于“申四”、“福五”的内迁，包括荣德生在内的上海各股东以及武汉当地的部分股东都是反对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对蒋介石政府所能够给予的投资办厂环境的不信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陆兴隆说。
《荣氏家族》里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蒋介石对荣家在上海和无锡的工厂下达查封令。最终以荣宗敬为首的联纱会认购了南京国民政府的５０万元“二五库券”，才让蒋介石收回了查封令。
追随国民政府迁厂入川，意味着要接受蒋介石的统制经济政策，再加上西南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当时甚至有‘宁弃之江中，不愿迁之于川’的说法，”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主持内迁的李国伟也受到了荣家的责难。
在荣氏家族内部还在争论之时，蒋介石政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民政府下达指令：荣氏在武汉的厂子必须要拆。宋美玲还为此亲自去过厂里，表示“如果不拆就毁掉”。无奈之下，荣家最终同意将“申四”、“福五”厂拆迁入川。
出乎荣家意料的是，入川后的“申四”、“福五”厂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荣家企业史料》称：“以‘申四’为例，‘申四’重庆厂生产的棉纱因为战争造成的物资内运困难的缘故而供不应求，即使价格不断上涨，也总有客户排队求购。”
“申四”的账表资料显示：1939—1945年，“申四”重庆厂的盈利约合战前法币325万元，盈利率高达70%，而如果将暗账盈利额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两个数字则可分别达到934万元法币和161%。
内迁企业获利的充实，使它们能够在大后方建立起一整套工业生产配套企业。1939—1945年间，“申四”、“福五”共在内地迁建了11个企业单位。其中，作为“申四”内迁的重点之一的宝鸡厂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生产条件和销售条件俱佳，1939—1942年的短短几年间，纱锭数量从2000个增加到20000个。
潘必胜认为，荣家内迁企业的历史意义在于，“这些内迁或迁建企业在为荣家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为当地培养出一大批掌握着先进工业生产技能和企业管理理念的人才，这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中国内地的工业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除部分资产赴拉美发展之外，荣家企业继续留在大陆生产经营。毛泽东对荣家也评价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家族中，荣家是第一户。”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无论时局如何，荣家都能坚持生产和发展。”潘必胜如此理解荣德生的“天道变，世道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