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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十年沧桑话创业

冯仑,1959年生于陕西西安,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在中央党校、中 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从事理论研究及企业策划、经营、组织、管理工作。

人生一辈子有很多因果链条,在万通之前的经历对我后来的发展影响非常大。

首先是价值观。我15岁入团,20岁入党,22岁到中央党校,后来一直在这种正统的机关里工作,因此,这种价值观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持久的。当初一起创业的几个朋友,也大都属于单位里好职工、好党员一类,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也正因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才使得万通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的自律约束不同于别的民营企业。

其次是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由于我们都接受过正规教育,加之在校时担任过学生干部,所以组织能力比较强,这在一个企业的创业初期,在没有公司法的时候,在团结人、制定企业方向等方面很有作用。

第三就是对政策的敏感性。万通的发展基本上是与政策同步的调整。比如,我们从海南比较早地撤出来,最近我们打算到台湾去做,就是出于对政策的敏感。如果你对万通比较了解,你会觉得他们更像一个政府的政策、经济研究机构,通过对行业、政策、两岸关系,甚至全球经济形势等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找出我们需要的东西,并与万通的业务配合起来,使万通的每一步都具有前瞻性。

把自己放进制度里

大部分新兴企业普遍存在个人对企业有很大影响的问题。比如说王石,他是军人出身,所以万科公司的组织性、纪律性就比较强。我还认识一个跳芭蕾舞出身的搞民营企业的,他的公司办得就像跳舞一样,搞艺术的人比较感性。我们呢,则比较理性。

我大学读的是经济学,硕士读的是政治,博士读的是法律,加上本人又比较喜欢历史和哲学,这都是些很思辩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别人看不到的现象,我能够感知它,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它。比如,做房地产开发需要经常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很多发展商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走后门、拉关系上。实际上企业的根本是在经营上,在企业最终的财务成果上,你的财务成果不好,好比犯了法,再有关系,最终也要受到法律制裁。管理企业一定要按照程序与规则来进行,不能按创业者的主观意志来引导企业发展,否则就很容易出问题。

我们经常讲民主,民主实际上就是对否定自己的事实能够按照程序来接受。所以,创业者应该将个人对企业的影响放在程序和制度内,而不是非规范的、非制度的一种影响。冯仑认为,做公司要尽量培养“生人文化”,而不是“熟人文化”。中国企业不能令行禁止,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熟人,制度没法执行。西方在这一点上就比较好,都是“生人心态”,都按照制度办事。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讲,熟人社会协调半径只有30公里,而在生人社会用法律所有的人都能协调。所以,我觉得只有在“生人文化”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程序和法制的轨道,我们才能把自己真正放进制度里去。一个创业者如果不把自己放到制度里,企业就随时面临失败的危险。把握平衡与突破冯仑认为,企业要想长远发展,创业者必须及时调整心态。创业者的心态是对不激动人心的事不感兴趣,喜欢大起大落,而管理公司则要有家庭主妇的心态。你每天都打扫卫生,池子里都有没洗干净的碗,桌上还有没擦干净的灰,有了这样的心态你才能管理好公司。如果你每天都要激动人心,就会影响企业的稳定发展。这就像在平衡木上翻跟头,80%的时间需要找平衡,20%是翻跟头,如果老是在翻跟头,准会掉下来。所谓找平衡,就是说要保持公司的营业额呈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5亿元、10亿元、20亿元这样一直做上去。但是,如果你要进入别的行业,这就意味着你要面临翻跟头了。

比如说,目前我们对全能的开发商以及传统的运作模式持一个批判的态度,提出要做独立住宅的订制服务。这一概念的提出完全超出了常规,否定了传统的东西,万通也就面临着翻跟头了。一个公司必须善于找平衡,平衡找好了,也就可以翻跟头了。

在企业的发展步入一个正常的轨道后,创业者应该将心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包括你怎么进入这个制度,你怎么能够按照一个企业正常发展寻找平衡与突破,切忌天天想着突破。上世纪90年代初创业的,特别是从房地产起家的,现在生存下来的很少。与我一起创业了10年的伙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所以,随着公司历史的延长,我们的年龄也不像当时刚刚创业那么年轻,对公司的预期也不一样了。20岁时是做梦,40岁时就更多地考虑要保住现实,50岁以后就只剩回忆了。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从1997年开始我对公司持续、稳定增长的事就更关注一些。